粮食安全自古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名族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保障，现代农业的发展仿佛让我们渐渐远离了粮食安全，似乎我们的粮食已经够吃了，我们大可不必去杞人忧天。但是在我国粮食产量越来越高的同时，粮食浪费城镇化发展耕种土地的减少都在提醒我们，粮食并不安全。

　　具体到粮食生产中，最先接触到的事粮食种子，种业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粮食的产量，种子都不好粮食怎么会高产？所以农业生产中，对种子质量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真空数种置床仪、种子吹风机等种子检验仪器的出现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与精力，帮助农户快速检验出种子的质量、生活力等等，为粮食生产安全保驾护航。

　　不注意粮食安全可能会栽跟头

　　在粮食生产突破6亿吨大关、实现“十连增”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安全仍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段时间以来，18亿亩的耕地红线、95%的粮食自给率底线是国内保障粮食安全的共识。但多数与会学者表示实际情况令人担忧。

　　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量为7000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其中，谷物净进口1316.9万吨，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5万吨、515.3万吨和208.8万吨，总进口大豆5838万吨，不断刷新纪录。这显示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

　　“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没有被突破？18亿亩土地中到底有多少是优质高产的粮田？”论坛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名誉会长李金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提供的数字资料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18亿亩耕地中实际可耕地面积只有15亿多亩，其中优质高产的仅9亿多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谷源洋表示，“房地产的开发、工业化的推进、城镇化的提速等，给‘18亿亩红线’带来了诸多挑战。这要求必须严格加强对土地的管理，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话说，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绊倒一个大国。种子安全成为与会者的一个热门话题。袁隆平院士的助理黄崎表示，种业是农业之母，如果不注意种业安全、不注意粮食安全，有可能会栽跟头。黄崎举例说，印度的棉花种子已经被美国的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控制，丧失了主导权。

　　“由于恩格尔系数差异，高粮价常态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所以，粮食安全始终是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把粮食问题看得重些总比看得轻些更为理智。”谷源洋表示。

　　突破思维限制做到“保产能”、“转方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确保产能、适度进口”、“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途径。

　　“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曾业松认为，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方针，要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方针不能动摇；二是坚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原则不能改变；三是坚持适当“利用市场平衡需求”的战略不能放弃；四是坚持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的努力不能放松；五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思维不能僵化。

　　曾业松说，不能一讲“粮食安全”就只是呼吁守住“18亿亩红线”，这种思维方式相对狭窄。因此，他提出了四个“大”的视域转换问题，即农业资源利用要有大视野，除了重视耕地外，还应突破思维限制，关注山地、林地的开发；农业生产方式要有大变革，重点是大力发展园区化、工厂化现代农业；科技兴农要有大突破，粮食生产不足的时候要依靠科技的进步；支持粮食生产政策发挥更大作用。

　　解决粮食问题涉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自然资源的供给、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密切相关。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首任主席兼总干事蒋明君认为，一些政府机构对重大建设项目缺乏生态评价和监管力度，是形成环境危机、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从宏观上把握生态安全建设能够有效地避免粮食危机的发生，否则治标不治本。

　　粮食安全是系统工程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打‘组合拳’。”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在论坛上表示，粮食风险是系统风险，粮食安全是系统工程，既是经济系统工程又是社会系统工程。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开源节流，综合治理。此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亦要统筹考虑粮食安全问题。与会代表对洪虎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粮食安全的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经济学、法学、公共管理、社会学等学科的系统研究。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李文良向记者表示，要加强对粮食特别是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注重建立健全严格的追责和问责机制。

　　袁隆平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时谈到，他对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非常乐观。有科技进步，再有好的政策，国家的惠农政策就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加大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国人完全能够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